P31 税收

赋税为政府服务提供金钱来源，税收被用于促进社会福利，帮助我们支付市场自身可能无法实现的服务（公共安全、国防、教育等），也帮助国家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增长，还可以用作再分配社会财富的一种方式，例如对昂贵物品征收税等，政府还可以对不同的商品征特定的税尝试改变人们的行为，例如烟酒税让人们少抽烟，汽油税让人们少开车，苏打税让人们少喝碳酸饮料。

有时候经济学家把赋税分为 直接税 和 间接税。直接税由个人或组织向政府支付税费，包括财产税和所得税，税务负担不能够转移。间接税包括增值税和营业税（销售税）等，这些税通过商店、销售者、生产者收集，但实际上确是消费者承担。一些人认为间接税会扭曲市场价格，带来低效率。

经济学家同样把税区分为 累退税、累进税 和 比例税。累退税表面上看起来很公平，所有人支付的数量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对低收入人群的压力更大。营业税（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营业税）一般被认为是累退税，所以有些地方对食物、处方药免除营业税。累进税可以说是把税务负担从穷人转移到富人身上，所得税就是累进税，收入越高，税率越高。比例税要求所有纳税人支付比例相同的所得税，如统一税。

总而言之，没有人喜欢纳税，但是我们都喜欢税收对我们的作用。所以当下一次你听到某些税法改革的方案的时候，不妨花一点时间思考一下这对经济有什么意义，改革带来的影响对你来说感受如何。

税是我们为文明社会付出的代价。 ——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Oliver Wendell Hol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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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 地下经济

地下经济指的是所有台面以下，在政府调控和税收范围以外的所有交易和工作。这里面有一部分是非法的，例如毒品交易，但也有一部分并非违法，例如路边摆摊的小贩，私人保姆等，这些被认为是非正规经济的一部分。

地下经济的规模很难衡量，经济学家用宏观的方式来试图探测研究非正规经济。第一种方式是观察国家报告的总收入和总支出的差别，如果人们的支出要远远超过他们合法挣得或借用的金额，那这些钱就是非正规经济得来的。第二种方式是观察现金需求，因为地下经济大部分以现金结算。第三种方式是研究用电量，如果用电量很高，但是GDP很低，可以推测有一些地下经济在活动。

经济学家估计，地下经济在发达国家不那么活跃，大约占总GDP的10%-20%，而在发展中国家通常超过1/3。非正规经济大量的工作集中在贩卖或制造日用品，只是不在政府的视野之内。除了那些非法交易之外，其他的从事非正规工作的人有什么错呢？都是为了生计。但是这些人可能得不到正规工作那样的利益，例如假期、保险、加班费，甚至有时候还拿不到工资。另一方面，非正规工作通常意味着糟糕的工作环境和有增无减的贫穷。

巨大的地下经济会让政府难以统计本国的经济数据，如失业率和收入情况等，从而无法制定出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但地下经济也并非一无是处，它可以提供本不存在的工作和岗位，尤其是金融危机时期。所以说，非正规经济可以作为个人和整个经济体暂时的缓冲，但也需要担心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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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 移民经济学

选择跨越不同国家移民的人，通常都在寻找经济机遇。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意移民对国家经济是一件好事。有数据表明，技术能力低的移民者往往会继续贫穷，其中一些经济劣势还会沿袭到他们的孩子身上。

经济学移民过剩模型指出，移民造成的人口增长，增加了对商品的需求，长远看会产生更多的岗位和更高的工资，但是廉价的移民劳动力短期内会拉低工资，不过随着人口增长拉动的总体经济增长，工资最终还是会被抬高。劳动市场很快会适应新工人的融入，同时，移民人群种有技能的人比重越高，带来的经济效益也越高，移民过剩效应也越明显。

移民也分为正规移民和非正规移民，非正规移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偷渡移民。从经济学的立场出发，把人踢走并不是最有效的办法，相反，扩大未注册移民的合法地位是百利无一害的。有人认为新注册的工人会获得劳动保护，能够自由选择更匹配他们技能的工作，从而提高工资，拉动消费，引起经济增长。

2006年传统基金会写道，不论技能高低，移民促进国家生产，巩固专业化分工，提供了经济的净增长。但也有反对者认为，扩大移民会带来国家安全风险，宽容的边境管制会带来更多的非法交易。不过总的来说，年轻人对移民者对国家的贡献有着更积极的看法，也就是说，支持移民的感知会继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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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 幸福经济学

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发现，我们如何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我们实际感觉更幸福，其实并没有关联。有时候没有回报的付出可能更能让人觉得幸福。

当一个人的收入达到一定的数值（在美国大概是8.2万美元），之后每增加一元的收入对他来说很大程度上不会改变他的生活和他支配时间的方式，即额外的一元带来的额外幸福感都在减少，总的幸福水平基本不会有多大变化。

经济学家认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指数都是固定的，即使重大的变故对幸福感的影响也只是暂时的。但是近期的研究表明，经济决策和环境可以对我们的幸福产生长期影响。一方面，失业与幸福之间有清晰的关联，失业人员比有工作的人生活满意度低5~15%，这个负面影响在高收入国家要更大，而且中年人失业的影响比老年人失业更大。另一方面，工作时长跟幸福之间也有关联，工作时间太短或太长，幸福感都会减少。再次，上班路程、债务、通货膨胀，都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也有经济学家通过数据发现，人均GDP和平均幸福水平有关。

有一种相对收入假设，就是说一个人从自己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获得的满足感，取决于与周围的人比较。所以那些住在贫困地区的富裕小区的人往往幸福感更高。有一种观点认为 幸福感来自于地位，而不是绝对收入。

那么研究人们的幸福感有什么用呢？如果收入和物质的增加不会使人们更加幸福，那么经济增长可能就不是我们判断社会进步的最好方式，在这个角度下，一昧地去关注GDP和经济，只会掩盖或加剧问题。例如收入不平等和环境污染。所以有时候，国民幸福指数比国民生产总值更加重要。

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了空气污染、烟草广告，和我们清理高速公路伤亡人员的救护车，但它没有计算我们的幽默和勇气，没有计算我们的智慧和学识，没有计算我们对国家的热情和奉献，总之，它计算了一切，唯独没有计算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 ——1968年美国总统竞选人Robert Kennedy